始终将服务三农作为重要使命 ——北京农商银行服务首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践

2022-06-27 17:11:03  来源: 《银行家》2022年第3期

作者:尹海峰 陈友平 李佳慧

 

长期以来,首都三农客户的金融服务是短板,急需完善乡村振兴金融服务体系解决社会痛点问题,使三农客户能够及时获取价格合理、操作便捷、使用安全的金融服务。北京农商银行作为首都金融支农的主力军,支持首都乡村振兴,既是坚持主责主业、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体现,又是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本文分析了北京乡村发展的特点以及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提出北京农商银行进一步服务首都乡村振兴战略的建议。 

 

北京乡村发展的特点分析 

 

当前,北京的发展需要加快补齐农业农村发展短板,解决城乡区域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率先实现基本农业农村现代化。北京集城与乡于一体,城市工业化已进入后期,随着乡村经济的发展,呈现出一些独有的发展特征。 

 

北京“大城市小农业”和“大京郊小城区”特征明显。从产业增加值来看,2020年北京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总量比率分别为0.3%、15.8%和83.9%,农业占比较小。从人口结构和人均收入看,北京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不到15%,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从行政区域面积来看,北京郊区土地总面积1.53万平方公里,占北京市总面积的93%。其中,山区面积达到1.04万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62%。超大城市的强服务业、弱农业的格局将农村青壮年人员、农村资金、农业资源虹吸到中心城区,乡村逐步处于边缘地位。

 

北京市的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走在全国前列。一是北京市农村集体资产增长迅速。截至2019年底,北京共有乡镇集体经济组织184个、村级集体经济组织3944个,涉及农户133.61万户、313.03万人;截至2020年末,北京市农村集体经济资产总额达到9633亿元,占到全国总量的10%以上。二是农村集体经济区域发展不平衡。北京农村集体资产集中分布在城区、近郊区,远郊区、山区集体资产薄弱。远郊区因缺少自然资源和经营性资产,集体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三是农村集体经济收入渠道单一,增长乏力。北京市农村集体经济收入以物业经济、地租经济为主,从事生产经营活动较少。近年来,受非首都功能疏解等影响,全市农村集体经济总收入呈现下滑态势,2019年全市集体经济总收入673.8亿元,比2013年减少779.1亿元,年均下降9.9%。

 

北京市乡村产业发展不够充分。近年来不断涌现出乡村旅游、精品民宿、农业休闲、冷链物流和农村电商等产业目前还处于零星分布状态,距离系统性、规范化、品质化的旅游服务还有一定差距。目前北京一、二、三产业融合度不够,一产空间压缩,二产正处于退出低端产业和引进高端产业的换挡期,三产近郊“瓦片经济”路径依赖严重,产业带动农民增收能力有待增强。北京都市型现代农业今后将更加注重生态,生态环境保护投入增加,农业的土地成本、经营成本、机会成本和劳动力成本、生产资料价格不断抬升。生态涵养区环境保护的红线严明,乡村建设用地管控严格,北京传统农业生产空间逐步缩减。 

 

乡村的劳动力和功能产生较大变化。随着北京农村主要劳动力向北京城区及二、三产业转移,山区务农劳动力的主体是老、弱、妇农民和外地农民,新农民大多进城务工和就业,产业发展缺乏人才带动。由于农村公共服务欠账较多,农村基础设施、医疗卫生、生态环境、文化体育等基础设施比较短缺,乡村公共服务短板凸显。随着城镇化发展和振兴乡村的实施,北京乡村的功能逐步由农业生产、生活居住、城市配套转向生态涵养、农副产品供应、生活服务、养老居住等多元功能,乡村从生产绿色农副产品供应、生活服务的重要基地升级为发展绿色空间和宜居环境,乡村不仅要满足乡村农民生活娱乐之需,也是城市居民休闲度假之地,同时还承担着首都功能疏解等重任。 

 

北京城镇化与逆城镇化并存。随着城市化进一步发展,北京城镇化率达到86.5%,出现城市人口的膨胀、生活高成本、交通拥挤、贫富差距加大等“大城市病”。同时,北京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集聚,造成农村空心化和老龄化现象严重。从国际社会发展规律看,城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城区人口的居住、就业、投资、消费出现由城市向郊区和农村地区扩展的趋势,城镇化和逆城镇化并存。目前,一些北京城区企业开始与村集体签订长期租赁合同,吸引科技、制造业、装修建材、文化产业、贸易等产业入驻,成为一种新型的农村土地和产业“运营商”。

 

大力推动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金融实践 

 

多年来,北京农商银行作为首都支农主力军,以三农业务发展顶层设计为指引,主动下沉服务重心,创新涉农特色产品和和服务内容,引导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首都三农、扶贫产业等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十年来,累计投放涉农贷款约4500亿元,对缩小首都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用心守护首都居民“菜篮子”“米袋子”。确保重要粮食、蔬菜、畜产品等农产品的供给,是首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首要任务。为此,北京农商银行出台金融支持首都农业农村发展专项信贷政策,主动落实支农支小再贷款要求。紧密围绕现代种业、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建设、美丽乡村建设生猪养殖、高效设施农业、春耕备耕、农产品流通、特色农业发展、科技农业等关键领域提供综合化金融服务,加大信贷资源倾斜力度。2020年,累计发放符合支农再贷款条件的涉农贷款共187.57亿元,支农再贷款发放规模位居北京市同业前列。

 

打通首都农村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在确保“一乡一镇一网点”的基础上,积极创新服务模式。截至2020年底,建设乡村便利店、助农取款服务点、乡村自助店1852家,覆盖1030个金融空白行政村。大力推广手机银行、网上银行、微信银行、智能银行等全方位、立体式、多层次的电子服务渠道,着力开展现代电子银行业务在农村地区的普及和推广,持续推动农村金融服务智能化建设,不断健全“基础金融不出村、综合金融不出镇”服务体系。通过“银政惠民账户”“亲情速汇通”等特色支付产品,持续为村民提供购电、购气、缴费、转账、小额存取款等金融服务,较好地解决了偏远地区农户金融服务难的问题。 

 

大力支持首都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针对北京市大兴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工作,研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专项融资产品、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缓解农村集体经济融资项目的担保难题。针对闲置农宅,创新推出“农户+合作社+企业”的经营模式,为盘活农宅、激活农民手中的沉睡财富提供新思路。与涉农平台合作推出农村集体资产经营权质押、林权抵押等多元化等有特色的涉农担保模式,“一户一策”为北京农工商公司量身定制综合金融服务方案。通过贷款减免政策,向北京乡镇村集体经济组织和集体乡镇企业让渡利息7.32亿元,彻底解决了部分农村集体组织多年不良资产、有效减轻乡镇村集体的财务压力、激活了集体组织的再融资能力。 

 

以绿色金融助力首都美丽乡村建设。全力支持乡村生态环境保护、环境污染治理、水环境治理、垃圾综合处理、农村煤改清洁能源、循环生态农业项目展等一大批绿色环保项目。强化绿色信贷准入管理,严禁向环保不达标、严重污染环境且整改无望企业发放贷款。加强担保管理创新,探索开展碳排放权、排污权、用能权、水权等各类环境权益的抵质押业务,促进绿色信贷业务发展,为打造乡村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注入新动能。截至2020年,北京农商银行支持各类节能环保项目18个,投资绿色金融债券余额达37.6亿元,绿色信贷余额达297.22亿元,在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对北京辖区中资银行信贷政策导向效果评估中,北京农商银行绿色金融发展成果连续五年获评一等奖。 

 

多措助推农民增收。积极支持农村地区新产业新业态发展,加大对就业创业群体、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支持力度,专门为涉农小微客户及京郊农户量身打造金融服务方案和特色专属产品,提升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针对性和时效性,激发农村经济活力。板栗收购贷款解决了板栗收购大户在收购季节面临的大额集中、快速周转的资金需求,间接解决了收购季近千人的就业问题,增加了栗农收入。推广“新民居”贷款,通过批量化模式,为平谷、门头沟等地区行政村发放贷款4000余万元,帮助农民改善居住环境、发展民俗旅游。深化与妇联、工会、政府等合作,推出农家女贴息贷款、农户助学贷款等系列产品。 

 

全面推进精准帮扶新模式。北京农商银行瞄准贫困程度深、脱贫难度大的贫困人口,围绕贫困乡村、贫困人口最直接、最现实、最紧迫的金融需求,发挥在渠道、资金、产品、科技等方面的综合优势。在“一企一村”结对帮扶工作中,针对延庆区大山深处珍珠泉乡庙梁村地理位置偏远、产业发展有限、农民持续增收致富之路受阻的情况,全面推进产业帮扶、智慧帮扶、金融帮扶、就业帮扶,助推村民打通生产、供给、销售各环节,有效解决村民增产不增收的销售难题。邀请专家进行产业技术指导,提高农产品附加值,促使扶贫工作从“输血”向“造血”转变,取得了2019年全村100%村民脱低的好成绩。

 

长期致力于改善北京农村地区信用环境。创建农民专业合作社信用评价系统。为解决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融资难、银行放款难”问题,北京农商行主动联合北京市农业农村局、云华农汇网等单位,通过加强信用数据的深度挖掘与信用成果评定运用,创建北京农民专业合作社信用评价系统,对破解合作社融资难题、助推农村合作社发展壮大奠定良好基础。充分利用在京郊区域的人缘、地缘和渠道优势,送金融知识下乡,大力普及反假货币、防电信诈骗、理财风险等金融知识,引导村民、农户和当地企业珍视信用记录,恪守信用行为,共同营造良好的金融生态和信用环境。 

 

服务首都乡村振兴面临的挑战 

 

由于北京农业仍处于弱势,北京农商银行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时在产业发展、金融管理政策、金融生态环境、内部体制机制等方面仍然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 

 

行业特征导致农业信贷风险较大。北京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还处于初级阶段,农业生产表现出季节性、周期性特点,稳定性较弱,受不可抗力、不可预测的自然风险影响较大。有的乡村经济由于规模小、地域分散、风险高等原因,农村金融服务需求具有贷款期限短、金额低、频率高、时效性强等“短、小、频、急”的特点,金融产品难以实现的批量化、流程化、系统化生产,导致管理成本较高。一些农户和农业经营主体因受其自身资产规模、资产结构等因素限制,信用等级较低、担保物品不足、担保方式匮乏、公司治理机制不健全、相关信息不规范,导致业务风险较高。农村基础设施资金投放,由于项目周期较长、收益率较低,融资存在一定风险。 

 

金融管理政策存在一定障碍。随着北京集体经济转型发展、美丽乡村建设、新型城镇化以及“三块地”制度改革深入推进,北京市乡村范围逐步缩小,导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工商联合公司参与主导的大量农村集体产业、农村集体土地租赁房、农村集体土地开发建设、闲置农宅盘活等乡村振兴领域重点涉农项目难以纳入现有涉农统计口径。同时,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农民回迁安置房、城市化改造等民生保障类项目,面临较为急迫的资金需求,由于可能涉及新增隐债的问题,在业务操作过程中需要突破现有业务模式开展创新,但部分项目融资面临缺少具体指导政策的困难。另外,农村集体土地资产的确权、流转、处置等配套制度还需要进一步细化和完善。虽然北京市已陆续启动了针对“三块地”的改革试点工作,但是在集体资产的确权、抵押登记、价值评估、流转交易、处置变现等配套机制还存在不确定性。 

 

农村金融生态环境有待改善。一是征信体系不畅通。农村地区企业主、个人工商户经营方式粗放、财务管理落后、经营信息获取困难,农村小微企业大多缺少规范的会计核算制度,更没有年报、半年报等完整的经营信息发布,使银行较难了解农村小微企业现金流、负债、偿债能力等真实、准确的经营数据,对发放农村小微企业贷款缺少判断依据。二是农村社会信用环境有待完善。部分农村地区个别农户信用观念淡薄,逃废金融债务等违法行为时有发生。商业银行出现不良贷款后,因农村特殊的环境和农民财产的特点,很难运用依法起诉、强制扣款、查封资产、处置资产等清收手段来保障权益。三是农民承担风险能力弱。农村、农业、生产经营、养殖、种植受自然灾害、市场供需的影响很大,一旦发生自然灾害,或者市场供应较多,产品就会销售困难,容易导致集体经济贷款、农户小额信用贷款风险较大。四是完整有效的涉农风险补偿、分担和转移的政策支持机制不健全,农村商业性担保机构较少,涉农担保业务收费较高。 

 

内部体制机制和产品服务有待改革创新。在产品服务方面,现有农村、农业发展与信贷产品的资金需求匹配度还需要进一步提高,还需要进一步开发美丽乡村、生态涵养、旅游休闲、环境治理、科技农业、农产品深加工等符合北京“十四五”规划和乡村振兴要求的产品体系。在体制机制方面,现行内部部门、信贷管理体制、服务网点等不太适应乡村振兴的新要求,未来还需要针对涉农业务,进一步加强对乡村信贷资源配置和激励考核,进一步支持首都乡村旅游、休闲农业、健康养老、农业产品保障与安全、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新兴产业和重点领域发展。 

 

金融服务首都乡村振兴战略的建议 

 

未来,北京农商银行需要根据北京“四个中心”“两区”建设的城市战略定位和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的发展目标,结合北京市三农特点,优化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完善相关管理配套政策,创新定制专属产品、特色金融产品、精准匹配融资产品,集中优势资源做好乡村振兴配套综合金融服务,支持农村产业做大做强,加速资源要素城乡双向流动,有效助力首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大力支持农村产业发展 

 

带动小农户向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通过发挥首都特大城市的科技、人才、市场的优势,推动乡村空间布局由“平面分布”转型为“集群发展”,产业形态由“小特产”升级为“大产业”,以生产的标准化、产品的特色化、营销的品牌化为重点,通过政府政策撬动、能力培育拉动、新型经营主体带动、社会化服务联动、农村电商推动等措施,形成产业链条完整、结构合理的特色乡村产业集群,助推小农户融入现代农业体系。 

 

壮大首都农村集体经济。进一步推进农村“三块地”和产权制度改革,将农村林地、水域、土地、闲置房屋、设备等资源量化为股份并入股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等农村经营主体,明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拥有产权份额,保障农民股东对集体资产的所有权、经营管理权、收益分配权等各项权益,激活农村要素资源,加快“资金变股金、资源变资产、农民变股东”改革进程。 

 

打造乡村优质旅游品牌。深入挖掘北京农业农村的多种功能和价值,坚持特色化和个性化的发展方向,打造主题鲜明、具有京味特色的乡村旅游业态和产品,发展亲子旅游、研学旅游、田园旅游、民俗体验游、康养健身游等多样的休闲旅游项目,打造构建集吃住行游购娱等为一体的“乡村旅游综合”。将数字科技应用于乡村旅游产品和服务,提供个性化、特色化的可感、可视、可听、可触的沉浸式乡村旅游体验。 

 

通过绿色金融建设生态乡村。根据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主导产业类型、基础设施条件和经济发展状况,结合自身优势,设计绿色债券、绿色信贷、绿色基金等多种金融产品,支持乡村生态建设。支持列入国家或省级规划的环保产业项目,以工业节能、清洁能源、防治污染、节水灌溉、退耕还林、光伏发电、固废垃圾处置等项目为重点,改善农村环境,打造宜居环境。在京郊规划建设企业总部小镇、国际组织小镇、文化体育小镇、科研大学小镇等特色各异的小城镇和园区,使特色小城镇既有力承担首都中心城区的疏解功能,助推京郊乡村的全面振兴。 

 

构建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 

 

加快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调整公共财政支出的城乡结构,加大对落后乡村地区的政策倾斜和财政支持力度,补齐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短板,实现城乡医疗、养老、就业、文化、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城乡均等化发展。 

 

实现城乡要素平等交换与自由双向流动。从体制改革、机制创新方面着手,打破城乡双重政策制度壁垒,降低城市要素下乡的制度成本,使城市的资金、信息、人才、知识、技术、管理等要素进入农村,广泛而有序地参与乡村振兴,使农村的劳动力、土地等融入城市,公平参与城市化进程,形成城乡一体化、功能互补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打通农村金融与城市金融之间的联通机制。利用银行网络覆盖广、品牌形象好等优势,将线上购物、消费、娱乐、乡村旅游、休闲等多元化的服务内容整合到农村金融服务平台,打通“工业品下乡”和“农产品进城”的通道。 

 

引导城市金融资源流向乡村。商业银行配合北京政府,参与研究制定当地发展与改革规划,完善首都商业银行区域空间布局消除城乡金融体制机制二元分割壁垒,推动商业银行对乡村经济发展的广覆盖,实现区域金融发展与政府产业布局等相关规划的统筹协调。 

 

创新金融服务体制机制 

 

完善专营机构的制度。完善乡村振兴专营机构的相关体制机制,为乡村振兴提供金融产品、产权交易、贷款担保、产业政策、企业诊断等信息咨询,进一步优化服务乡村振兴的战略规划、激励制度、考核办法,构建科学的信贷管理政策、资源配置机制、风险管理制度,深化三农业务“放管服”改革,不断提升服务乡村振兴的能力。 

 

推出特色金融服务方式。通过灵活设定本息还款方式,推广随用随借贷款、循环贷款、周转贷款、年审制贷款等品种,降低乡村客户融资成本。将刷脸支付、场景支付等金融服务嵌入农民社区、乡村景区、农村活跃商圈,推动传统金融服务向线上场景化综合化服务的转变。坚持融合思维,加强与政府、金融同业、第三方等合作,主动对接政府规划、重点项目、各类资源和增信机制,构建连接政务、商户、企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户等各种农村客群融合发展生态。 

 

扩大金融业务的覆盖面。对于偏远山区老弱病残幼客户,通过乡村便利店等金融服务载体,实现金融服务不出村,填补金融服务的空白。基于农村金融客户的体验,金融服务力求简单、明了,实现乡村金融存贷汇业务的“一键化”“一页化”,以极简的操作提供智慧化服务,提升乡村金融自动化服务程度。加强在农村地区线上金融工具的应用知识与技巧的培训,大力发展移动互联网金融平台,推广业务线上化,为乡村客户提供24小时的金融服务,提高金融服务的便利性。

 

培育良好的农村金融环境 

 

送金融知识下乡。重点通过涉农信贷、金融知识、理财、支付结算、维护个人信息安全、防范电信网络诈骗、预防非法集资等培训内容,不断提升农民群体的金融意识。通过派遣金融工作人员到农村进行人才交流、挂职培训和锻炼,在乡村培育一支懂金融的人才队伍。 

 

优化农村信用环境。结合北京农村的发展特点,加快完善全市农村经济主体综合信息管理系统,从资产资源、基本信息、信用状况、生产经营等多维度建立农户信息档案,持续扩大信用评定和授信覆盖面。强化司法保障,加大对恶意逃废金融债务等严重失信行为的打击力度,加大对失信人员的惩戒力度,依法采取联合惩戒措施。 

 

通过制度创新和政策倾斜创新金融服务 

 

完善市场补偿机制。积极支持政府部门完善农村信用担保体系,与首都商业银行共同建立健全担保机构的准入、退出、风险补偿和奖励机制,探索知识产权质押、仓单质押、动产质押、股权质押、农用设施抵押、林权抵押等新型贷款,完善贷款的风险分摊机制。建立和培育农村土地权利质押担保中介机构,开发创新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担保贷款,完善农村市场中农地承包权、宅基地、农村住宅等农民财产的确权、流通、处置等法律制度和业务流程。 

 

加大财政、税收和货币政策对农村金融的支持力度。采取对涉农贷款给予定向费用补贴、税收优惠、信贷贴息、增量奖励等一系列优惠政策,完善风险补偿机制,引导和鼓励首都商业银行增加对三农的信贷投放。统一财税部门不良贷款核销政策标准,支持首都商业银行加快核销符合核销政策的涉农对公贷款和农户经营性贷款。对商业银行投向首都农业农村领域的贷款,加大支农再贷款、再贴现等货币政策工具支持力度,给予更优惠的再贷款利率水平,放宽支农再贷款的申请条件,激励更多的信贷资源配置到三农领域。 

 

出台差异化监管政策。在监管实践中因行施策,对已符合支农监管要求、具备相应风险管理能力的金融机构,适当放宽业务准入限制,适当提高对涉农贷款不良率等监管指标的容忍度。对涉农贷款实施差异化统计,将服务于集体经济组织、保障农民长远利益、促进农村人居环境改善等用途的乡村振兴领域重点涉农项目,纳入涉农统计口径。政府部门加强与监管部门的沟通协调,促成农民回迁房、城市化改造等涉农创新业务出台专项指导意见。 

 

政府部门出台相关配套政策。尽快出台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确权、入市、流转的相关配套实施细则,为首都商业银行拟定支持策略、出台相关产品提供支持,解决首都商业银行对于抵押物难以处置变现的后顾之忧。积极构建城乡投融资新载体,建立由政府成立投融资公司或政府引导基金,成立用于支持农业科技、乡村旅游、林业发展等多种类型农业担保公司,带动各方资金参与,必要时可采取银团贷款、融资租赁、项目融资、集合委托贷款等新型融资工具。 

 

运用金融科技完善金融风险防控体系 

 

科学构建乡村金融风险控制体制机制。通过运用数字技术对乡村金融的行业风险、区域风险等进行前置研究,关注经济、市场及客户变化,加强对北京农业经济前景、经营发展方式、金融监管调整等主客观风险研究,提高对农产品价格波动、土地流转政策限制、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风险管理能力,防范新业务、新市场潜在风险,提前做好风险的预防与化解准备。 

 

广泛运用数据分析技术。通过数据分析技术对农户经营及过程实施全流程扫描,发现风险苗头及时采取风险处置措施。在融资类三农业务中,引入政府部门增信机制,有效缓解线上金融服务乡村振兴融资业务的风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对乡村金融实行全方位、全流程的风险监测,科学设计风险预警指标,一旦业务项目触及风险指标便发出报警信号,立即采取管理措施。引入农业保险公司和农业担保公司,负责偿还涉农主体贷款本金。 

 

(作者单位:北京农商银行) 

 

责任编辑:魏敏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