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关注 | “稳增长”下的商业银行信贷支持策略

2022-08-03  来源: 《银行家》2022年第7期


作者:李新彬

 

近期,面对严峻复杂的社会经济形势,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明确要求,国务院提出“当前正处于决定全年经济走势的关键节点”的判断。稳增长成为中国经济主基调,商业银行作为货币政策传导的重要抓手,经济形势越是复杂,越要主动担当,深入挖掘并高效对接有效信贷需求,坚决扛起支持实体经济的重大政治责任。


中国工商银行总行授信审批部总经理   李新彬


信贷需求不足的深层次特征

 

随着稳住经济大盘支持措施密集落地,我国在经历2022年4月信贷需求的超预期低迷后,5月的金融数据显著改善,新增社会融资规模2.79万亿元,同比多增0.84万亿元;新增人民币贷款1.89万亿元,同比多增0.39万亿元。但是从融资反弹力度、配置精度和需求广度看,呈现出信贷需求不足的深层次特征,值得重点关注。

 

发力点单一,需求反弹稳中有忧。对比2020年3月,在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的金融数据(新增社会融资5.18万亿元和新增人民币贷款2.85万亿元),2022年5月的社会融资规模和新增人民币贷款反弹力度相对较弱。从融资结构看,反弹主要依靠企业贷款拉动,居民贷款依旧低迷,新增人民币贷款1.89万亿元中,企业贷款新增1.53万亿元,居民新增贷款仅为0.29万亿元。从融资渠道看,2022年5月,在新增社会融资2.79万亿元中,主要为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1.82万亿元和政府债券1.06万亿元,其他融资渠道未得到有效利用。

 

资金循环不畅,资源配置分化明显。经济下行期,企业经营下滑,融资需求降低,个别商业银行甚至通过“价格战”竞争优质市场,但巨量的信贷供给并未有效流转到中小微企业等下沉信贷市场,金融机构更倾向于通过投向相对安全的票据业务增加信贷规模。从融资成本看,2022年一季度末,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4.65%,同比下降0.45个百分点。相比之下,自2021年12月以来,票据转贴利率(以国有行和股份制银行银票3个月转贴现利率为例)已经4次大幅下跌,其中2021年12月末和2022年5月末几乎跌至“零利率”。从融资量看,2022年5月,票据融资增加0.71万亿元,占人民币贷款增加额约40%。

 

预期扭转缓慢,信贷需求冷热不均。信贷需求主要可以分为流动性需求和投资需求。流动性需求主要用于维持现有生产经营,信贷需求期限较短;投资需求主要用于扩大再生产、技术改造等,信贷需求期限较长。从2022年5月新增人民币贷款结构看,企业和居民的新增中长期贷款分别为0.55万亿元和0.1万亿元,合计占新增贷款的35%,为2020年疫情爆发以来新低,说明经营主体融资主要满足流动性需求,对投资需求贷款相对谨慎。

 

信贷需求不足的系统性成因

 

在一定程度上,信贷需求不足是因面对未来的较大不确定性,消费、投资、生产都受到严重压抑的表现。目前,外部形势、经济社会和产业驱动都进入了特殊时期,叠加疫情冲击的“放大作用”,产生了较大不确定性,导致信贷需求不足,即“不确定性=(外部形势变化+经济社会变化+市场驱动变化)×疫情冲击”。

 

从外部形势看,国际格局演变进入全面重塑期

 

中美博弈加剧,“竞争”手段软硬兼施。拜登政府上台后,基本延续特朗普时期的对华政策,甚至更加强硬。拜登政府认为中国对“国际秩序”构成了“最严重的长期挑战”,通过“政治上围堵”和“经济上打压”应对中国崛起。在高科技领域,美国持续保持高压态势,中国超过500家企业和个人在特朗普时期被纳入出口管制的“实体清单”,拜登时期美国又将涉及半导体、量子技术、超级计算等领域的30家企(事)业单位纳入“实体清单”;将33家企业纳入“未经核实的清单”,增加出口审查链条。

 

俄乌战争深入,通货膨胀持续传导。俄罗斯、乌克兰为石油、天然气、有色金属等原材料和小麦、玉米等农产品的重要出口国。受俄乌战争影响,供给受限,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升。2022年5月,反映全球大宗商品价格走势的商品期货价格(RJ/CRB)指数平均为311,创近五年以来新高。短期内,欧洲难以发展足够规模的绿色能源,摆脱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更大可能是寻求煤炭、石油等传统化石能源替代,大宗商品价格可能进一步上涨。这将导致国内产业链下游企业成本上升,通货膨胀将由国际向国内市场传导。

 

产业链逐渐转移,出口拉动后劲不足。2020年和2021年,主要国家的供应链、产业链受到疫情冲击,因我国的疫情控制较好,各国对“中国制造”的需求加大。2021年,我国进出口金额为6.0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1%,对外贸易成为中国经济重要动力。随着国外实施抗疫“躺平”政策,生产得到快速恢复,对“中国制造”需求减少,国内产业链,特别是高科技产业链受到其他国家“掠夺”。劳动密集型商品的产业链由于成本原因主动向越南、印度等国家转移。高科技产品的产业链则是在中美“脱钩”的风险下,被动向墨西哥等国家转移,例如计算机及部件、办公机器零件等品类。2022年,我国进出口增速保持低位,截至2022年5月末,我国进出口金额为5377亿美元,同比增加11.11%,其中出口金额为3082亿美元,同比增加16.9%,增速大幅弱于2021年平均值31.86%和36.94%。

 

从经济社会看,发展任务落地进入纠偏调整期

 

中国社会经济在快速发展中积累了一些发展不充分、不平衡问题,中央提出“高质量发展”目标并先后提出“去杠杆”“房住不炒”“双碳政策”“共同富裕”“整治平台经济”等一系列重大发展任务,这些任务具有长期性和持续性,需要按照“稳中求进”的原则推进,但在推动过程中,个别地方存在“操之过急”或“力度过大”的情况。

 

去杠杆和稳经济有待进一步统筹2018年,面对我国较高的杠杆率,中央提出“去杠杆”战略部署。我国各部门杠杆率差异较大,据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统计,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和政府部门杠杆率相对较低,2022年3月末的杠杆率分别为62.1%、47.2%,即使在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为158.9%)中,杠杆过高的情况也主要集中在国有企业。在执行过程中,在宏观层面进行全面“去杠杆”容易导致对杠杆率本就不高的民营、小微企业、居民部门产生“挤出效应”,杠杆率较大的国有企业“去杠杆”反而影响最小。

 

行业规范和有序发展有待进一步统筹。2021年以来,全国各地发布的房地产调控政策超过400个,房地产景气度下跌。2020年底,中央对资本无序扩张的平台经济进行重点规范,强化反垄断、反不当竞争,进一步优化制度体系。长期来看,对上述领域的规范,为社会经济的稳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但上述领域经济规模较大、就业人数较多、上下游产业链较长,单纯从经济角度看,如各部门采取更统一的信息联动及更有效的预期引导,对经济的影响将更为缓和。2021年四季度后,相关部门和地区对前期政策进行纠偏,但市场主体预期仍未完全恢复。

 

双碳政策和能源保供有待进一步统筹。2020年9月,我国正式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但在执行过程中,个别环节没有充分认识该目标的重要性、长期性和艰巨性,个别地区通过搞“一刀切”的运动式减排,突击完成能耗双控指标,甚至对企业“限电、限产”,企业的生产经营受到影响。高碳企业大多集中在铝、钢铁等产业链上游行业,“限电、限产”叠加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进一步挤压了中下游企业的利润空间。

 

创造财富和共同富裕的关系有待进一步统筹。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坚决防止两极分化,促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我党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但舆论引导不到位,市场,特别是民营企业对共同富裕的内涵、路径和要求理解不够,对做“蛋糕”和切“蛋糕”的判断思想不够统一,医疗、教培等多个正在规范的行业及奢侈品、高端白酒等利润率较高的行业出现负面影响,在经济下行的背景下,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经济活力。

 

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有待进一步统筹。坚持疫情防控“动态清零”总方针是中央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的重要体现,但在实际执行中,个别环节简单“一刀切”“层层加码”,造成交通梗阻和物流堵点,导致部分供应链、产业链出现断裂。2022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高效统筹”是对防疫情、稳经济提出的更高标准的要求,是实现多元发展目标的核心,在执行中各环节都需要秉承精准思维,把工作做实、做细,进一步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从市场驱动看,新旧动能转换进入阶段阵痛期

 

地产周期向科技周期过渡呈现“曲折反复”的进程。近年来,地产对经济增长的驱动力逐渐减弱,房地产开发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由2021年2月的31%下降至2022年5月的25%。2021年10月份以来,监管部门强调加大对房地产领域合理融资的支持力度,但市场预期难以在短期内扭转,地产行业融资环境未明显改变,房地产新增贷款占人民币新增贷款比例由2020年四季度的26%下降至2022年一季度的9%,大部分房地产企业流动性压力较大。同时,居民中长期贷款也持续下滑,地产周期难回巅峰。另外,我国加大对科技领域的支持,行业整体发展较快,但短期内仍难以接过地产对经济支持的“接力棒”,2022年1~5月,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长10.6%,较2021年同期下降9.8个百分点。

 

地方政府信用创造将呈现“收放并存”的特点。近年来,中央按照“开正门、堵偏门”的原则,加强对政府债务的规范管理,严控新增隐性债务,对PPP模式也设置了财政支出责任的10%红线,政府融资空间不大。此外,部分地区存量债务规模较大、负担较重,运用政府专项债等方式的新增债务空间也有限。2022年,政府下达了3.65万亿元的专项债使用额度,1~5月已发行超过2万亿元,但目前专项债对社会融资的撬动作用还受到一些限制。例如,在基础设施领域,部分项目以专项债作为资本金,但专项债期限短于银行贷款,偿还顺序先于银行贷款,与项目资本金的制度存在差异,同时也会侵蚀项目效益,导致银行配套融资比较谨慎。

 

基础设施行业呈现“持续下沉”的趋势。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础设施整体水平实现跨越式提升,“八纵八横”高铁网络基本成型,高速公路网络基本建成,在科技设施、水利工程、信息基础等领域建成了一批重大项目,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转向了“补短板、强弱项”。从信贷投向看,近年来,地方政府控股的高铁项目占比持续增加,新建高速公路大部分为中西部地区,在国家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战略推进下,基础设施信贷需求将进一步下沉。面对市场的下沉趋势,商业银行的理念还未完全转变,信贷体制和文化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

 

后疫情时代的企业经营呈现出“马太效应”的分化趋势。疫情已成为检验企业应对风险的试金石,对于大企业,能够依靠规模、供应链管理、线上化转型能力,甚至更低的人力、房租成本保持扩张趋势。无论是新兴领域还是传统产业,市场集中度都在大幅提升,但头部企业主要依靠资本市场直接融资,间接融资需求较少。相比之下,中小企业经营更加困难,但新兴领域,特别是制造业,主要由中小企业构成,且信贷需求主要集中在产业链的上下游。目前,商业银行金融服务体系创新还不够,中小企业资产选择能力有待提高。

 

商业银行信贷支持的针对性策略

 

近期,党中央、国务院对稳住经济大盘密集作出战略部署,2022年5月的各项经济指标也有较大反弹。2022年6月15日,国务院部署支持民间投资和推进“一举多得”的项目措施,为支持经济进一步指明了方向。商业银行需要顺势而为,找准支持方向,抓好信贷服务,做优配套机制,立足当前稳增长,着眼长远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高质量信贷支持。

 

找准信贷支持主战场,打好“三大战役”

 

打好稳基础设施的“突击战”。针对基础设施的市场短期经济支撑和长期结构优化协同的要求,一方面,商业银行要加强政治担当,积极支持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建设,聚焦网络型基础设施、产业升级基础设施、城市基础设施、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和国家安全基础设施五大领域,主动对接“十四五”规划的102项重大工程和项目,密切关注政府专项债投向,做好配套融资。另一方面,商业银行要深刻认识到,更大的信贷需求蕴含在基础设施下沉信贷市场中,应转变服务理念,打破路径依赖,采用“更大金额+更长期限+优惠价格+信用方式”策略,支持基础设施下沉市场,助力夯实实体经济长期健康发展的基础。

 

打好稳制造业的“持久战”。针对制造业下沉市场对金融服务质效的更高需求,商业银行要进一步革新风险理念、创新决策机制、迭代授信模型,推动商业银行服务机制与先进制造业的轻资产、高成长性特点匹配。进一步加大对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及先进制造业的支持力度,助力关键的“卡脖子”技术攻关及优势产业融合化、集群化、生态化发展。支持传统制造业优质客户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升级。主动聚焦国家“百十万千”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体系下的“专精特新”、小巨人、单项冠军企业,坚持长期主义,加大对制造业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升级的中长期信贷支持,提高优质制造业企业信用贷款比重,将金融“活水”引到市场中下层最需要、最急迫的领域。

 

 

打好稳外贸、外资的“攻坚战”。针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不够稳定的态势,商业银行要围绕服务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服务“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推动形成“双循环”格局,做好中国企业“走出去”金融服务,积极支持中国基建、中国制造、中国能源资源保障等关键领域。积极与商务部、外交部、发改委合作,以进博会、服贸会、广交会等平台为依托,为外贸及外资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提供撮合、结算、融资、交易等一揽子金融服务。以贸易融资、供应链融资为切入点,推进跨国公司上下游、产业链客群拓展,进一步助力打通全球产业循环的“痛点”和“堵点”,实现全链条大中小客户的贯通融合,提升外贸外资经济的韧性,有效应对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

 

丰富信贷支持武器库,建立“三大通道”

 

构建主动服务通道,提升支持力度。面对复杂的经济形势和下沉的市场趋势,商业银行要主动应对,建立主动授信机制,对未建立信贷关系的优质客户主动核定授信额度,提供更精准、更有效的服务。信贷中台要主动前移,强化中台的“风险经理+产品经理”职责,在责任明晰的基础上,积极运用前台和中台联合作业的模式,把“串联”流程调整为“并联”,共同把融资方案做优,直接提交审议。

 

构建信贷绿色通道,加快支持速度。高效地将金融“活水”送到企业,既是商业银行稳定经济大盘的责任担当,也是自身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商业银行要对基础设施建设、先进制造业、外贸和外资等重点领域,以及疫情防控重点企业的投融资业务建立绿色通道,做到“随到随审,随报随批”,同时安排专项信贷规模,合理运用调评合一、评审合一等简化流程,打通调查、审查、评估环节,加快信贷投放。

 

构建应急管理通道,彰显支持温度。疫情期间,商业银行要建立“7×24小时”全天候的金融服务应急机制,适当简化尽调方式,对审议、评估等环节,开启非现场模式,通过提升流程灵活性,确保特殊时期业务正常开展。按照“应贷尽贷”与“应延尽延”的原则,做好抗疫纾困金融服务,积极支持医药医疗、医用物资生产、物资保供等行业企业。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交通运输等行业企业,不盲目抽贷、断贷、压贷;对暂时困难的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及时延本延息,做好资金接续。

 

创新信贷支持后勤部,保障“三大支撑”

 

强化人才支撑,一体创新人才的选拔、培训、应用模式。针对商业银行对人才需求由“通才”向“专才”的转变,要打破人才选拔定式,统筹行业背景和财经背景的人才补充,探索多渠道引进、共享科技人才。提升人才培训层级,对制造业等专业性较强的行业,由总行汇聚全行年轻信贷人才集中培养,采用“导师制”培养模式,选择深耕信贷多年的专家进行全程指导,同时配套行业内优质培训资源。创新人才运用,建立“云”机制,形成总行级专家库,参加分行贷审会和风险决策,有效赋能分行提升资产选择的能力,以管理集中解决信贷集约化风控难题。

 

强化科技支撑,研发“数据融合、鉴伪防假、重质提效”的服务平台。针对不断增长的客户数量和有限的队伍人员数量的矛盾,提高智能审批建设速度,加快数字化转型步伐。加大“大数据”技术的运用与融合,加强对客户行为和需求信息的跟踪研究,提高个性化金融服务水平。建立“真实性”调查和审查流程,配套舆情和财务分析模型,对融资主体和融资要件的真实性自动核验,有效缓解下沉信贷市场中企业信息不对称的难题。对标准化程度较高、风险可控的业务,实施自动化审批流程,进一步提供审批效率,释放人力资源。

 

强化机制支撑,构建“动态调整、突出重点、尽职免责”的信贷支持体系。建立信贷政策动态调整机制,根据最新政策导向,及时调整能源安全保供、粮食安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制造业、房地产等行业信贷政策,增强灵活性和针对性,同时配套信贷规模、利率等资源,加大投融资支持力度。探索构建专属的科创企业金融服务新机制,推动审批权限和配套资源向其倾斜,充分发挥专属机构在全行支持科技创新方面的“尖刀连”和“试验田”作用。健全容错机制,适当提升疫情与稳经济等特殊时期的信贷资产不良的容忍度,推动尽职免责制度有效落地和实施。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所在单位无关)

 

(作者系中国工商银行授信审批部总经理)

 

责任编辑:魏敏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