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9-27 来源: 《银行家》2024年第9期
作者:张波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要管党、从严治党,靠什么管,凭什么治?就要靠严明纪律”,“我们党是靠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纪律严明是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战争年代的红色金融家在筚路蓝缕的革命实践中,把纪律和规矩摆在前面,为当代金融从业人员严守“六大纪律”作出了榜样。
政治纪律:信念坚定,忠诚于党
回顾红色金融发展历史,金融工作一直服从和服务于党的中心工作和中心任务,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定金融为民的政治信仰。广为人知的毛泽民同志,是中国共产党金融事业的奠基人,堪称对党绝对忠诚的典范。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成立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创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和中央造币厂,并选派毛泽民担任行长,负责筹备工作。1932年2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在江西瑞金叶坪宣告成立。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毛泽民按照党的指示和工作安排,受命筹建国家银行、设立分支机构、造纸、铸币、创办中华钨矿公司、建立赤白之间贸易“特区”,在金融从业经验有限的情况下,凭借着坚定的革命理想和信念,白手起家、不畏艰难、大胆探索,促进了苏区的生产和贸易,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巩固了新生的苏区政权,奠定了党领导下的红色金融事业的基石。1934年10月,国家银行随着红军主力开始长征,进行战略转移。长征途中,国家银行在遵义期间发行过纸币,用“红军票”既可买到食盐等日用必需品,又可随时兑换现洋。红军离开遵义时,设立了兑换处,毛泽民带领国家银行工作人员连夜用现洋兑换完群众手中的纸币,圆满完成货币发行和回笼工作任务,维护“红军票”在人民群众中的良好信誉,自觉把讲政治、铸忠诚融入党的金融工作之中。
组织纪律:服从安排,听党指挥
1930年春天,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义斋钱庄”,作为地下联络所和集资场地,郑义斋担任钱庄经理。1931年,由于顾顺章被捕叛变,中共中央机关不得不撤到中央苏区。当时上海的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斗争的环境异常艰险。但郑义斋根据党的指示,仍然留在上海,冒着生命危险办理钱庄各种善后事务,以严明的组织纪律性执行党的决定,服从组织分配,积极完成党交办的任务。中国农业银行原行长韩雷在民族危亡之际,舍弃了丰厚的祖业家产和优渥的生活,从越南海防市回到祖国投身抗日救亡斗争。历尽千辛万苦到达延安后,他一心想到前线参加抗战,当部队首长提出选派他到晋察冀边区银行工作时,他感到很吃惊,内心震动很大,认为到边区银行工作离他参加抗战的初衷有点远了。部队首长语重心长地做他的思想工作,说我党的银行是红色银行,做银行工作就是红色银行人,未来革命事业需要大量经济建设人才,革命战士要服从组织安排。韩雷马上意识到自己思想狭隘了,立即表示服从组织分配,接受党的培养。“革命战士要服从组织安排”的教诲,从此牢牢地烙印在韩雷心中,并激励他为金融事业做出毕生奉献。
廉洁纪律:秉公用权,反对特权思想
冀南银行历史上第二任行长赖,在当时根据地物质生活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他和干部职工保持同样的生活水平。除了一只挂着银链的双壳怀表之外,他几乎没有任何其他财物。他还要求同在冀南银行做出纳工作的妻子范熙同,和所有干部一样勤奋工作,早上和大家一块儿出操,一块儿吃同样的伙食。范熙同于1944年初冬不幸患产褥热逝世,原本不是致命的大病,但当时根据地医药困难,赖没有以自己的身份和权力给亲人特殊照顾,结果耽误治疗。对于妻子的丧事,他要求总务科从简办理,没有向组织上提出任何照顾与要求。长期夜以继日不辞辛苦工作的赖积劳成疾,1945年4月喉头发炎后,由于身体极为虚弱,病情日趋严重,同样因为舍不得用效果好的消炎药,后来转化为恶性败血症,不幸逝世,时年不满40岁。戎马一生的赖,为政清廉、不搞特权,始终严以律己、严以用权,给后人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
群众纪律:坚定人民立场,维护群众利益
晋察冀边区银行是敌后抗日根据地最早建立的金融机构,其创始人和主要领导人为关学文。1937年冬,关学文奉命组建成立晋察冀边区银行,直到1948年与冀南银行合并组成华北银行,他长期担任边区银行的负责人。关学文在领导边区银行打击伪钞的工作中,秉持“不让群众吃亏”的原则,在边区与敌占区交界之处,设置多个伪钞兑换点,积极引导群众将手里的伪钞换为边币。在边区政府和银行的合理兑换政策下,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响应、大力支持,使得伪钞迅速退出市场,边币地位日渐稳固,信誉不断提升。边区群众不仅自发抵制伪钞,踊跃使用边币,将边区银行视为自家银行,银行储备显著增加。与此同时,关学文领导边区银行推出低息贷款,助力当地农民抵御灾害、发展生产,激发农村经济活力,促进合作事业发展,推进春耕生产顺利进行,对边区经济的稳固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工作纪律:挺膺担当,积极作为
1930年11月,在龙岩城下井巷诞生了我国最早的一家工农金融机构——闽西工农银行,曹菊如作为银行创始人之一,担任会计科科长。当时既没有开办银行的经验,又没有可以参考借鉴的规章制度,但曹菊如就是在这样的困境中,展现出了超群的担当作为和创新能力。起初,银行依赖传统的中式账簿和落后的记账方法进行管理,直到一次偶然机会,部队在一个土豪劣绅家中,缴获到一本银行簿记讲义,曹菊如当时如获至宝,把讲义上复杂的记账表一张一张地画下来,精心研究分析银行会计、营业和出纳等方面的知识,为闽西工农银行制定了简单可行的规章制度,也为此后国家银行的建立奠定了基础。1932年初,曹菊如任国家银行业务处长后,就采用了闽西工农银行的会计制度。后来,毛泽民托人费尽千辛万苦,从广东买回来一本《银行簿记实践》,他们通过认真学习,刻苦钻研,更加深入地掌握了一些现代银行制度和记账方法,迅速运用到工作之中。红色金融家曹菊如和同事们从书本中学、从实践中学,协助毛泽民建立国家总金库,制定了国家银行相关制度,为国家银行经营和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生活纪律:艰苦奋斗,家风严谨
冀南银行第一任行长高捷成严于律己、以身作则,生活上极其节俭,颇为感人。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背弃两党合作协议,停止经费拨付供给,严重影响到八路军的军需物资,以致战士们入冬的棉衣也供应不上,只给每人发了三斤羊毛。高捷成鼓励大家振作精神、自力更生,纷纷自己动手洗羊毛,捻成毛线,织出毛衣。在1943年的灾荒岁月里,高捷成与战士们同样靠黑豆、高粱和野菜充饥。有时为了让身边战士多吃一口粮食,他还经常自己饿肚子。高捷成公私分明。加入红军前,他在其宗叔开设的银庄任出纳,曾借用银庄款二万多元秘密接济中共闽南地区的游击队。1937年高捷成从延安给他的宗叔写了一封信,表示当年决心从戎,仓促离家,以致于与亲友无暇辞别,留下一桩未了的心事。原文这么写道:“我所欠挂百川银庄二万多元的债,时刻记念在心,本利至今,当在三万余。国家得救,民族得存,清债还利当不短分文。”牺牲后,他的家人替他还清了债务。为了偿还那笔借款,其父变卖了所有的房产和田地,妻子变卖了所有首饰,还是不够。妻子带着孩子,到厦门兼职好几份零工,节衣缩食,直到解放初,才把欠款还清。这就是红色金融家公私分明的严谨家风。
自觉严格遵守党的纪律,是革命先辈开创红色金融事业、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法宝。今天的银行业从业人员要学习红色金融家模范遵守“六大纪律”的典型事迹,更好地发扬红色金融优良传统,更加有力地守护好、建设好革命先烈流血牺牲开创的红色金融事业,大力培育和践行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以更加坚定的理想信念、更加严格的纪律规矩、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到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建设金融强国的伟大事业中,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金融力量。
(作者系中国农业银行企业文化部总经理)
责任编辑:张志敏